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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帅位,为何如此“难产”******

　　主帅迟迟难敲定，“土洋结合”成备选

　　国足帅位，为何如此“难产”

　　2月4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意味着进入风和日暖、万物生长的春季。在冬季蛰伏的中国足球，也逐渐“复苏”。泰山队确认即将重新集结，国奥队、亚运队敲定集训计划，不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字号球队层面，新的备战计划已然启动。

　　在一片进展有序的气象中，国足迟迟未能敲定新帅，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1日，国足3月份与新西兰队的两场热身赛得到了官方确认。但距离热身赛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国家队谁执牛耳，仍然悬而未决。

　　主帅人选迟难定夺

　　自12强赛出局至今，国足已经“消失了”近1年的时间。

　　本月1日，国足终于更新消息，球队将于3月23日和26日与新西兰国家队进行两场热身赛。时隔三年半，国足终于再次得到了国际A级友谊赛的比赛机会。

　　在此之间，国字号梯队也频繁有消息传来。春节之前，U20国家队就已经敲定集训人选，并赴迪拜进行了拉练。其间，球队进行了5场热身赛，成绩为1胜2平2负。2月2日，球队离开迪拜，赴克罗地亚进行第二阶段的拉练。

　　春节之后，U23国奥队和U24亚运队的集训名单相继出炉，分别由成耀东和扬科维奇带队。今年，这两支球队任务不少。不论是奥运会预选赛还是第19届亚运会，都需要认真对待。

　　相比之下，国足主帅的帅印归属，显得格外“难产”。虽然世预赛36强赛要11月才开打，但帅位迟迟没有归属，还是会给国家队和各俱乐部带来一些麻烦。

　　目前国足进入新的世界杯备战周期，必然要经历换血，也必然有新鲜血液的补充。若主帅未能敲定，集训队阵容的确定也就无从谈起。同时，中超有望在4月开赛，各俱乐部迟迟未能确定谁将参加集训，也会给新赛季备战带来一定干扰。

　　此外，国足需要在3月到6月的国际比赛日热身赛中全力争取积分，以便在36强赛分组中获得一个较好的席位。

　　因此，包括与新西兰两场热身赛在内的每一场热身赛都需要认真对待。而国家队的备战，从哪一天开始都不算早，这更让主帅人选的确定显得紧迫。

　　选人为何如此艰难

　　不论是李铁接手里皮的帅位，还是李霄鹏担任国家队主帅，近几次国足换帅总是显得有些仓促。

　　相较而言，本次换帅留给足协的考虑时间较多，但受限于种种因素，候选者可考虑的范围却似乎并没有扩大多少。

　　据媒体此前报道，中国足协原计划选择一位业务能力突出、熟悉亚洲足球且能迅速上手的高水平外教。诸如奎罗斯、保罗·本托、斯托伊科维奇、奥拉罗尤、勒纳尔等率队参加卡塔尔世界杯或曾在中超、亚洲地区联赛执教的外籍教练均在候选之列。

　　不过，选帅并非足协一厢情愿的事。由于国足对于主帅的预算是年薪税后200万美金，这很难满足一些教练员的薪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足球目前大环境不佳，国足世界排名一再下滑，这也让一些追求执教成绩的外籍教练望而却步。

　　除自身因素外，国足选帅还面临着其他亚洲球队的竞争。就在不久前，越南队官宣特鲁西出任该队主帅。从资历上看，特鲁西曾长期在亚洲执教且成绩尚可。

　　不难想象，其他基本符合足协选帅要求的外籍教练，也有可能接过其他亚洲球队抛来的橄榄枝。国足选帅拖得越久，可选择的空间也就越少。

　　在这种情况下，足协或许应当适当放宽选人标准。例如，“熟悉亚洲足球且能迅速上手”这项要求，就遭到了外界的质疑。目前，国足的选帅已不再像此前几次那样以“救火”为目的，而是要从长计议，为新世界杯周期甚至更长远的发展规划打好基础。

　　作为一名高水平外教，即使对中国足球不甚熟悉，只要专业能力在线，熟悉国足、熟悉对手，也不是一件难事。

　　“土洋结合”或为临时选择

　　有人会问，既然洋帅难觅，为何不将目光放在本土名帅身上。土帅对中国足球的了解毋庸置疑，且开价绝不会超过足协的预算。问题就在于，以土帅的资质和能力，究竟能不能带领国足拿到应有的成绩。

　　每当选帅时，“土帅洋帅之争”就会成为热议的话题。支持洋帅的人认为，洋帅水平更高，可至今也只有米卢一位洋帅带领国足走进过世界杯。支持土帅的人认为，土帅更了解中国足球，可目前为止，土帅也没有拿出来太亮眼的成绩。

　　12强赛，李铁和李霄鹏各带队踢了半程比赛，最终国足1胜3平6负，积6分位列小组倒数第二。外界对这两位主帅能力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息过。

　　值得一提的是，里皮辞职后，李铁、李霄鹏和王宝山三位“土帅”，成为了国足主帅的最佳候选。如今，两位代表着最高执教水平的本土主帅相继失利，又有哪位“土帅”能接过教鞭呢？

　　洋帅难寻，土帅又受到执教水平的质疑。在高不成低不就中，留给足协选帅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有消息称，足协对新洋帅短时间无法到位的情况“早有预判”，因此不排除让现任主帅李霄鹏带队或安排扬科维奇“转岗”接手国足。或者，干脆“土洋结合”，让李霄鹏和扬科维奇共同执教国足。

　　当然，这大概率是新帅无法到位前的一个“备选”。

　　其实，“土洋结合”的模式在中超俱乐部中不少见，但对国家队而言却是全新的挑战。如果土洋结合的模式能取得成效，那最是皆大欢喜。

　　与此同时，若这样的模式不奏效，那这一“备选方案”需要尽早被放弃，避免在将就和妥协中浪费大好的备战时间，将国足拖进大赛临危换帅的又一次轮回。(记者季禹)

　　(来源：齐鲁晚报 2023年02月03日 A13版)

中国旱作农业源自何处？专家称至少包括黄河西辽河两个起源中心******

　　资料图：刘国祥研究员在第六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上做报告。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中新网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孙自法)农业起源和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一道并称为考古学研究的三大课题，其中，农业包括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中国旱作农业如何起源、从哪里起源等问题，长期以来在学界有一定争议，也备受关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看来，中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一处小米种植基地。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赤峰市及敖汉旗政府等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12月27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刘国祥以《敖汉旱作农业与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为题作学术报告指出，传统观点认为，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旱作农业的发源地，但西辽河流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炭化粟、黍遗存等发现，引发出关于中国旱作农业起源问题的新思考。

　　刘国祥说，目前许多学者认为，西辽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多变性和不稳定性，会使人类具有食物短缺的压力，当地的草原生态系统虽较为干旱，但河流仍能提供充足的水源，加之粟、黍的生命力顽强，完全具备农业发展的条件，非常有可能催生原始农业的产生。因此，中国旱作农业可能不只有一个起源地，至少应包括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两个起源中心。

　　从考古学文化视角，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历经小河西文化时期(距今约9000-8500年)的萌芽阶段、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约8200-7200年)的形成阶段、赵宝沟文化时期(距今约6700-6400年)的发展阶段、红山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5000年)的成熟阶段、小河沿文化时期(距今约5000-4000年)的过渡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3400年)为鼎盛阶段。

资料图：内蒙古敖汉旗展示当地小米磨制过程。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摄

　　他建议，今后应继续加强田野考古工作，围绕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以河流为中心，系统获取土样，通过炭化籽粒建立当地旱作农业系统谱系，加强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延续。

　　刘国祥表示，兴隆洼文化兴隆沟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粟和黍，经中外三家不同的碳十四实验室年代测定，证实兴隆沟出土粟的年代距今约7650年，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之一，也是唯一经过精确年代测定的最早的小米遗存，表明当地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起源地。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教授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进行考察，也得出欧洲小米是由中国西辽河流域最早栽培并由东向西传入的研究结论。“考虑到兴隆沟遗址所处位置，其很有可能是小米向欧洲传播的起始点”。

　　即将到来的2023年已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小米年”。刘国祥认为，“国际小米年”将提供机会引导政策关注，从而为敖汉小米等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起点。同时，“国际小米年”也将推动对旱作农业考古文化更深入的研究、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